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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産權保護與城市興衰

來源:思想庫報告2015年05月07日 15:17 (編輯:新影)

 


 Stephen Walters根据自己多年来对城市研究的经验做了总结,指出打造成功城市的关键在于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否则就不要干涉公民的生活——“史实清楚地表明,只有当城市懂得通过保护资本收益来鼓励资本以多种方式形成时,城市才能发展壮大起来。同样地,让城市衰败的愿意亦是同理:当政府不再保护公民财产权时,城市就会衰败”。

  當公民和資本在某個城市受到不良對待時,他們會對那個城市避而不及。通過多個實例,Walters展示了政客(通常一心謀求一己私欲)將城市由榮轉衰的各種方式。

  對于城市的長久發展來說,最普遍的威脅當屬稅收再分配政策。商人和專業人士手中積累的財富總會成爲一些政治家嚴重的觊觎之物,因爲這些政治家認爲他們可以通過征收高額財産稅來獲取更多的群衆支持。有錢人別無他選,只能乖乖交稅,增加的稅收可以用于多種項目和工程,爲大多數選舉者所青睐,同時,這些項目也可以爲重要的利益團體贏得青睐。

  波士頓和舊金山

  美国历届政府高官中将税收再分配政策实施地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波士顿市长Michael Curley,此人曾于1914至1950年间四届当选市长(期间,他曾在国会、官邸、监狱呆过)。群众敬仰这位“人民公仆”,因为他始终坚持让富人多缴税,但鲜少有人能看到这种再分配政策对波士顿潜移默化的副作用:高额税收会抑制新的投资,甚至也无法维持现有的资本存量。于是,城市人口逐渐减少,收入中位数也逐渐下降。Curley虽然获得了政治上的巨大成功,却将波士顿陷入每况愈下的万劫不复之中。

  波士頓城市的惡化情況,直到1980年馬薩諸塞州頒發了新的財産稅收限制措施才得以緩解(在馬薩諸塞州,1980年舉行全民公決,征得59%選民的同意,通過州憲法第二條第一款修正案,限制各市、鎮財産稅不超過應稅房地産評估值的2.5%)。當時,這個修正案遭到了市級和州級高層官員的強烈反對,他們堅持認爲,對稅收加以限制會讓波士頓“寅吃卯糧”。但事實是,情況恰好相反,2.5%的稅收限制反而爲波士頓注入了生機與活力,雄心勃勃的商人與投資者紛至沓來。

  Walters強調說,波士頓之所以複蘇,並非因爲政治家們解決了被冠以城市潰敗帽子的常見問題,比如:種族主義、惡劣的教育情況、犯罪頻發等。波士頓複蘇的原因正是因爲這項稅收限制措施,讓這個城市不再受制于高稅收的桎梏中。

  唯有波士頓有類似的情況嗎?當然不是。同樣的情況在其他一些城市也有發生,比如舊金山,當時“激進”的政治家們效仿波士頓采取了同樣的措施,得到了相同的效果,到20世紀70年代爲止,舊金山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主要是因爲當時一些激進的工會一直爲高薪水而抗爭,而一些政府官員也一直堅持高額稅收。1978年,加州采用全民公決的形式,通過了憲法第13條修正案,之後,加州各城市迎來了資金的迅速回流。Walters寫道,“第13號修正案增加了投資的回流,保護投資者不會受到重大損失。”波士頓也好,舊金山也罷,它們的經濟複蘇與城市衰敗假定原因的解決方案之間並無瓜葛。

  巴爾的摩與底特律

  巴爾的摩是相反的例證,這座城市曆史上從未出現減稅。幾十年來,這座城市的領導一直力圖通過大型的政府主導工程來恢複城市經濟,但這些“投資”全都無疾而終。

  Walters提到了查爾斯中心的例子:“自20世紀60年代初期竣工以來,媒體的報道多爲阿谀奉承,意見領袖們也在頌揚這33英畝項目的決策者的良苦用心、高瞻遠矚、藝術見地和政治敏銳度。”幾十年來,雖然政府官員不停地在相似的‘複興’項目中投入資金,但鮮有人注意到查爾斯中心的興建是徹頭徹尾的敗筆。

  由于巴爾的摩這個城市高額的稅收和政府主導的思維,大多數地方都日漸衰敗。政府官員不但沒有鼓勵可以促進就業和增進繁榮的小額資本投資,反而試圖將政府投資作爲催化劑。巴爾的摩的失敗極大地佐證了Walters的主要觀點:當城市自然地由下往上發展時,城市欣欣向榮,而當政府主導一切,從上而下政治性制定經濟發展規劃時,城市就會呈現頹廢衰敗。稅收再分配政策並非阻礙城市繁榮發展的唯一原因,另一個原因就是要接納工會運動,因爲工會運動目光短淺,阻礙了私人資本在城市的投資,會漸漸危害到每一個公民。

  底特律就是最好的例子,它曾是汽車産業的中流砥柱。底特律在1900至1950年間經濟飛速發展,成爲全國第四大城市,家庭收入中位數也僅次于芝加哥。當時,底特律可謂名符其實的新興城市,高額的工資普遍存在于各行各業,因此吸引著所有種族的人前來謀生。雖然底特律經濟發展勢頭強勁,但工會在全城工人中所占比重不到10%,而那時的工會,與其他自願成立的組織在法律上並無二致——這與當時盛傳的工會創造了美國中産階級的說法背道而馳。

  隨著1935年美國《國家勞資關系法》的頒布(與1937年高級法院的法案背道而馳),情況發生了改變。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迅速團結力量,于1937年在通用和克萊斯勒公司成立了工會,1941年在福特也成立了工會。當時,工會似乎成爲工人們爭取高額薪資的輕松辦法,因此很快傳播開來。

  工會與政治家之間結盟的長期效果與高額稅收十分相似。一旦投資收益被大幅侵蝕,投資者便不再投入資金。1947至1958年間,底特律的制造業就業率下降了40%,整個城市經濟發展呈現一盤散沙的頹廢狀態,而且自那之後,再無好轉。事實上,工會只能在短期內對資本收益進行剝削,資本很快就會逃離至工會勢力比較弱的城市。

  信號作用

  Walters也在书中分析了工作权利法(right-to-work laws)的效果,他认为,这些法律对投资者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采用这些法律的地方投资环境较好。对于那些被工会损害了投资吸引力的城市而言,通过工作权利法就是在发出吸引投资的信号。

  事實上,工作權利法本身並無多大意義,它們不能禁止工會化的現象,只能允許工人們拒絕支付由此産生的會費。這不能爲各公司節省成本,也只會消耗工會的一些小錢。但是,工作權利的相關法律卻表明公共政策並非由稅收再分配政策者來主導,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提到信號,各城市能發出的一個不良信號是,它們願意使用土地征用權來取得一些家庭和小型企業的土地,並將其重新分配給大公司。Walters寫道,在土地征用權與私有不動産之間存在了一場“百年戰爭”,而私有不動産始終節節敗退,這樣的一個後果是私人不動産擁有者不會增加投資。此外,以土地征用權爲基礎的發展很可能會導致資本錯配,因爲它們會扭曲要素價格,以決策者偏好去取代市場偏好。

  各城市另一种自毁前途的做法是选择“绿色”利益。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实行的“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规划,可成为最好的例证:这个规划认为为自然预留空间极其重要,因此城市增长必须受到限制。其诸多后果可能会让环境学家满心欢喜,但低薪家庭的经济适用房将一去不复返。

  总之,抱有传统观点的“激进”城市理论学家认为,阻碍城市發展进步的问题只能通过政府大规模投入资金和专家规划来解决,但Walters的这本书却明确指出让城市繁荣的出路:保护市民的财产权,然后让市场根据规律自行发展。

  譯者: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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